宣化老和尚追思纪念专集（二）

一九九一年的春天，有一天，我应约去看望老友胡果相女士。她对我说，她已皈依佛教十几年了，她的师父是宣化上人。她问我认识不认识，我说：“久闻大名，可是始终没有会过！”她又问我：“有没有兴趣到法界佛教大学教书？”我回答说：“我已经退休八年了，我不想再教书了。”

她告诉我：“佛教大学是宣化上人创办的，上人的弟子中有些是外国人，他们不懂中文，可是很想知道中文，佛教大学总也找不到一位可以教中文的老师；您现在已经退休了，而且身体健康，精力充沛，能不能看在老朋友的份上，去佛教大学义务帮忙几个月？他们非常需要像您这样一位老师。”

我这个人一向是“有求必应”的，何况是老朋友相邀，我不好意思说“不”字。可是，我是一个基督教徒，对佛教只有片面的认识；因此，我感到踌躇。

果相知道我在犹豫不决，于是改了口气说道：“这么办吧：我请您和您的夫人去万佛城看一下，如果可能的话，先和师父（宣化上人）碰个面；然后再决定，好不好？”

我答应了她的建议。我虽然是个基督徒，可是我并不是那种所谓“思想狭窄”、“死硬派”的宗教狂，我相信世界上真理只有一个，可是追求真理、到达真理的道路不仅一条；因此，在我的心目中有容忍和同情其它宗教的态度和“空间”。我所结交的朋友当中，有很多是犹太教徒、回教徒、天主教徒，和佛教徒。何况我很好奇，我很想多交朋友；我很想多知道一点佛教和这位大名鼎鼎的佛教高僧。我答应了，先去万佛城看看，再做决定。果相高兴极了，几天之后，她说飞机票已经买好了，请我和老伴（刘金定女士）先去参观万佛城。

长话短说，我们去了万佛城；很凑巧，在那里我们遇到了祖炳民教授，和几位老友（有唐德刚教授，谢觉民教授，陆铿先生等）。我们在万佛城住了一夜，可惜，我没有会到宣化上人，果相说：“师父正在一家医院休养，不能见客。”我心里稍感遗憾，真所谓“乘兴而去，扫兴而回。”回来的路上，我们参观了国际译经学院，在那里，我也会到当时的佛教大学校长。

次年（一九九二）五月份，果相又打电话给我说：“师父已经出院，很想见你。”她问我愿不愿意和上人会面。我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当然愿意。”

果然，一星期之后，果相买好了飞机票，又约我和老伴去柏林根国际译经学院去会晤宣化上人。

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日（星期三）上午九时半，我们三人（胡果相、老伴刘金定和我）到达柏林根，师父的弟子恒实法师和阿匹纳博士（新任法大校务长），前任校务长 Chancellor 祖炳民教授等前来迎接，向我们表示欢迎之意。十分钟后，我们到二楼的一间小会客室，拜见禅宗三藏高僧宣化上人。我见了上人鞠躬示敬，宣公坐在那里，双手合十，微笑相迎，低声说道：“请坐，请坐。”我和老伴告坐之后，和宣化上人互道寒喧，他问我家乡籍贯；当他问到我的岁数时，我说：“我属马，民国七年生人。”他听了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我也属马，咱们俩同岁。”然后，他又问我：“哪个月生的？”

我回答道：“阴历三月。”

“三月哪一天？”师父又问。

“三月十三”我说出了我的生日。

师父听了，又笑了笑，然后说道：“你比我大三天，我是三月十六生的。”（我们谈到这儿的时候，忽然间在座的都静了一静，微笑，低着头，彼此望了一下。我最初不明白，后来，胡果相居士告诉我，那是他们头一次知道师父的生年月日。按照佛教的教规，出家人从来不告诉别人自己的年纪的。可是，师父竟破例的把他的生年月日告诉了我，大概是因为我把我的生年月日告诉了他。）

然后，师父又问我启蒙的经过，我说我是在我们村子（河北省蠡县南齐村）的私塾启蒙的，念的是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三字文》和《百家姓》。宣公听了，又微笑了。他告诉我说，他只念了两年半的书，也是从四书五经启蒙的，《古文观止》、《唐诗》等等，他全都念过，且还能背得滚瓜烂熟；他还读过医书，常给人家治病。

说到这里，我将买来的一本书（即《元曲小令五十首》的英译本）和近年我写的一些打油诗和对联送给师父做为“见面礼”，师父立刻也送我他写的诗和一套《华严经》。他听说我喜欢写诗和对联，他也把他写过的两首诗背给我听，一首是纪念周恩来的，一首是讽刺毛泽东的。（注：这两首诗，大家都熟悉了，而且也都能背诵，我就不重复了。）

他告诉我，他常给弟子们上对联课，他出上联，让弟子们对下联；他以为这是一项极好的文字训练，帮助增进弟子们的思考能力。

还没等我答话，师父又说：“我给你（们）出一个上联，看看你能不能对下联。”我点头同意。师父说：上联是

我立刻会意，这上联的妙处是用“泉”“天”两字，把它们分开来，再凑成一句。下联也应该照样做才行。

我从小的时候就喜欢像“对联”这样的文字游戏，我读过很多对联、门联，甚至挽联，而且搜集了多种这类的书籍。我记得一副对联，它的上联和师父所出的上联几乎相同，那副对联是：

上联用的是“泉”，“好”，“妙”三字；下联用的是“岩”，“枯”，“柴”三个字；分开来，再凑成一起，成一句话。因此，我立刻写下“山石岩下”四个字；作为下联的前一半；为了对上联的“一”字，我想到了“二”这个数字；接着我忽然想到“夫”这个字，因为“夫”和“天”字几乎一样；“天”是“一”和大拼成的，“夫”应该是“二”和“人”拼成的；可是，怎样才能对“一大天”呢？

我正在琢磨不定的时候，师父在旁边看到了，他知道我在为难，于是忍不住地给我提示，说道：“二人夫不就成了吗？”我恍然大悟，“二人夫”就是“二人的丈夫”正配“一大天”。因此，我是在座第一个交卷的人，对联就成了：

师父看了，点头，微笑不语。

我们谈话的时候，果相两三次提醒师父是午斋的时候了，宣公出家以来，六十年如一日，每日一餐（日中一食），夜不倒单；可是这一天，我们谈话的时间早已超过了中午，因为谈得投缘（彷佛两人恨相见之晚），师父并不理睬果相的提醒，继续兴高采烈地谈个不休。直到下午两点多钟，宣公上人才恍然觉到该是吃斋的时候了，我两人的谈话才告终止。（注：这是第二次师父破了自己的教例。）后来果相告诉我，师父和弟子们谈话时，很少超过二十分钟；初次见面的友人，尤其如此，可是，这一天，师父和我的谈话竟超过四个钟头，打破了以往的惯例。这使我想起了晋朝时高僧慧远和诗人陶渊明的故事：陶渊明和慧远和尚是好朋友，他经常去山中庙里拜望慧远禅师，依照惯例，慧远和尚送来访的客人到山下，山下有一条小溪，名叫虎溪，慧远和尚送客人到虎溪为止，从不越过虎溪；可是有一次，他送陶渊明下山，两人边走边谈，兴致极浓，走到山下，陶渊明越过虎溪，慧远和尚也随着他走过虎溪，等到陶渊明向他拱手告别的时候，慧远和尚才觉悟到，他竟越过了虎溪，打破了自己的惯例。

经过那次（首次）和宣公上人长谈之后，我心中不但对宣公有极深刻的印象，而且起了赞佩景仰之情！虽然他只读过两年半的学校，可是他对我国的四书五经造诣极深，不要说别人，连我这个曾获得博士学位而且在大学教授四十年的人，和宣公相比，我真觉得“自愧弗如！”正因为他的德行极好，修养极深，超过一般出家人之上，虚云老法师才选拔他为禅宗沩仰派第九代传人；正因为他的眼光远大，他才只身一人远渡重洋，来到异邦（美国），弘扬佛法；在我国佛教记载中，除了唐朝的鉴真和尚远渡重洋到日本弘扬佛法之外，宣公应是第二位不辞劳苦，远涉重洋，把佛法传播给异邦人士的高僧。

不但如此，宣公更想改善美国的教育，在万佛城他创立了育良小学、培德中学，和法界佛教大学，正因为我对上人起了敬仰之心，因此在和他长谈之后，我立刻决定，应邀去万佛城，重执教鞭，再奏弦歌。

一九九二年八月，我和老伴到达了万佛城。在法大我开了三门课，一门是初级中文，一门是高级古文，而另一门是初级古文（每周星期三晚间上课，这样城中的四众都可以选修）。

上人听说我已经来到万佛城授课，非常高兴，告诉校务长阿匹纳说，要聘我为法界佛教大学校长；我听了，婉言拒绝。上人对我说：“你既然不愿意当校长，那么，我另外给你一个称号，我称你为‘校尊’好了。我佛如来被人称为‘世尊’，就是说，全‘世’界的人都‘尊’敬他；你称为‘校尊’，就是说全‘校’的人都应该‘尊’敬你的。”于是，从此以后，在法大我就被称做“校尊”了。

我原计划在法大教一学期，可是，一学期过后，全校的学生（僧伽四众在内）一致挽留我再教一学期，我只好答应了；结果我在万佛城住了整整一年。

在这一年中，我们的生活非常愉快；对来万佛城教学这件事，我曾写了一首打油诗，略抒我的感受：

我和老伴儿并没有住在万佛城里，主要的原因是我俩还没有养成素食的习惯。学校为我们购置了一栋平房，就在万佛城的旁边，只隔一条小溪，因为几年没下雨，小溪都干涸了，所以我们可以穿过小溪，就走到万佛城的后园。

我们很喜欢那儿的环境，既清幽，又安静，和我们在洛杉矶的住屋相比，真可说是城乡之别；房子本身不算太大，可是后面的院子很大，原来的房主在后院种了二十三棵核桃树，也种了四种不同的葡萄树，我们住进的时候正是中秋，核桃和葡萄都结实累累，看了令人喜爱不已。我曾作了一首诗，描述院中的情景：

“注：陶公指的是晋代诗人陶潜，字渊明，谥靖节。”

上人并不长住在万佛城，因为分支道场有六、七处，所以宣公必须到各道场巡回宣扬圣道，教导弟子。可是我刚到万佛城讲课的时候，师父正巧也到万佛城小住数周。在万佛城的时候，除了为弟子们开示之外，每周必上一堂对联课；他知道我对作对联很有兴趣，于是约我参加，我欣然答应了。可是，他提醒我，对联课一般是在清晨五时上课，“你能起得来吗？”他笑着问我。“当然，没问题，我可以起得来。”我硬着头皮回答。

果然，一天朱建和小友打电话来，通知我，“明天早上五点钟，师父上对联课，请校尊来参加。”

第二天清早，我赶到城里，参加师父的早课；我没有料到，那天师父出的上联正是：

我到达妙语堂的时候，堂中已挤满了人，师父端坐在讲台上，等他把上联写在黑板上之后，轻轻地问弟子们：“杨校授来了吗？”我刚进了妙语堂，悄悄地坐在后面，听到了师父的问话，我才站起来答道，“我来了。”师父听了一笑。

我一看师父出的对联，心中明白，我当然要对个下联；我找了半天，想不出答案；忽然间，灵机一动，我想起了师父曾提到过，他和天主教枢机主教于斌不但是小同乡而且是好朋友，我立刻写出下联：

到了第二个礼拜，师父又开了对联课，我当然又去参加了。（虽然起了个大早，还有些不习惯。）这次，师父出的上联是：

我一看，心中明白，原来师父又用我老伴儿的名字做为上联，可是他大概不好意思用全名（我老伴儿的名字是刘金定）所以改用刘金童（而不是刘金定），让弟子们对下联。我明白师父的用意，可是我怕弟子们不了解联中的微妙。我也对上了，我的下联是：

（注：我曾写了一篇自传，用毛笔写的，呈给师父供参考；因此，师父知道我的身世和家庭情况。）

第三个星期，我又去上师父的对联课，这回他出的上联是：

我一看，心中又明白了，原来这次师父用我儿子的名字编成上联，让弟子们对。（注：我儿子的名字是杨西震。我相信除了师父之外，弟子们不会知道我儿子的名字。胡果相居士知道因为我曾把我的小传寄给她一份。）

我对了两个下联；一个是：

另一个下联是：

到了第四个星期，师父出的对联不再是我家人的名字了，而是祖（炳民）教授的名字，上联是：

我对的下联是：

我在万佛城的一年中，我参加了十几堂师父的对联课，获益匪浅；我同意师父的想法，作对联是训练思考的最佳途径。

谚云：“礼尚往来”又说：“来者不往，非礼也。”宣公既然出了上联，让大家（包括师父宣公在内）对下联，那我也就出了我的上联：

四众弟子们看了这个上联，都低头细想对个下联，但是半天没人能对得上；宣公确是一位名家，稍加思索，立刻在黑板上写了下联，即

我自己也百思不得要领，想了半天，也想不出合适的下联来。因此，我越加赞佩宣公的技艺高人一等。

有一次，当四众弟子们正在绞尽脑汁想下联的时候，我正好站在师父的旁边，他低声地对我说道：“你可知道济颠和尚的故事？”我说不知道。师父就说，在济颠和尚出家以前，他住在丈人家，生活拮据，情绪不佳；有一天，他的丈人看到他这个样子，就给他出了一个上联：

济颠僧看了，知道丈人在讽刺自己；于是稍加思索，就写了一个下联：

写完之后，没有多久，他就出家当了和尚。

我以为这个故事颇饶趣味，因此记在这里，作为纪念。

正因为师父曾用我和我的家人写成上联，我也不甘示弱，就用师父的法号作了一副对联：上联是：

遗憾的是，我做好了，没敢呈给师父请他指正，我只告诉了胡公浩两三个小友，希望他们还记得这副对联。

在万佛城的时候，有一次宣公上人和我俩谈话，他提到他办学的心愿，问我有没有什么主意；我就把我的想法通盘告诉上人。回到住所，我把我的建议写成一篇“万言书”呈给上人参考，没过几天，师父告诉我，“我非常同意你的办学方案。”

我的建议是：在法界佛教大学名下，先成立两个研究院，一个是佛学研究院，另一个是中国文化研究学院，这两个学院合并成为一所“至圣研究学院”，作为法大的分校，建立在湾区附近。佛教总会已经在圣玛提奥（San Mateo）买到一所房屋，即原来的基督教青年会旧址，师父说，可以把这所房子改建一下，做为至圣学院的校址。可惜，因为种种原因，改建一事并未成功。这是三年前的旧话了，至今想起来，我仍感遗憾。

宣公上人不但在美国弘扬佛法，改革教育，而且倡导敬老尊贤的美德。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日，法界佛教总会发起第一次敬老节，在洛杉矶的天恩素食餐厅举行。宣公上人为这场盛宴命名为“尊老重贤敬德寿筵”，邀请了当地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参加。他并且做了一副寿联，悬挂在餐厅中间，寿联是：

横批是：松柏长青

此外，师父还写了一首七律，诗云：

我早已告诉上人，在洛杉矶我们十位退休的大学教授，组织了一个午餐会，定名为“十老还童”会，每月举行一次聚餐，仿效当年的“竹林七贤”的故技，也效法王羲之（右军）等人的“兰亭”会聚；我们这十名成员有吴俊升先生、王师复先生、丁骕先生、杨治全先生、李迈光教授、丁时范教授、胡国材先生、铁鸿业教授、杨训苕教授，和我。其中吴俊升先生最年长，那年已有高寿九十一岁，杨训苕教授是我们的小弟弟，刚刚七十岁（虚岁），其余八位都在七十岁之间，可以说是七老八十的老人了。师父叫我传话，约请众学人参加盛会。那天除了丁骕教授因事不克出席外，其余还童会的“老人”们都来了，真个是济济一堂，十分热闹。

那天的敬老会中，最年长的寿星是一百零四岁柬埔寨籍的 Dharmawara法师，其次应该是吴俊升教授了。为了表示敬重，宣公请这几位老人坐在首席。那天正赶上白玉堂老先生（宣公的三哥）八十岁的诞辰，我当场做了一首白话诗，给“三哥”祝寿；我的诗是：

我高声朗诵，大家听了，同声喝采。我还领导会众唱“生日快乐歌”，为在座的老人庆祝生日。

师父并在国际译经院定期讲座的法会上，宣布在每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七日前后一天的假日，举行一年一度的敬老节。

最难忘怀的是一九九三年四月，那年正是我七十五岁的生日，自然也是师父上人的生日。弟子们，特别是胡果相居士，很想庆祝师父的七十五华诞，可是她深深地知道，依照佛门法规，一个出家人决不允许庆祝生日的，何况宣公是这样一位德行崇高的禅宗沩仰宗的第九代传人，当然不会答应弟子四众为他过生日的。于是她私自和我商量（胡果相和我是三十年的老友），总要想个法子，为师父庆贺他的七十五诞辰。我立刻想出了一个妙计，我说，不如让我的家人为我庆生日，我请师父参加我的生日会，我可以在会上宣布，我们同时也是庆祝师父的华诞，这样给他一个惊奇，(英文是 surprise)

“不知你觉得怎么样？”我问果相。

果相说：“这个主意不错，不过，这样不太好，因为我们要对师父说实话；不然，我们不是犯了‘不打妄语’的戒律了么？”

长话短提，果相果然对师父说出为我过生日的原意，也提到我要求师父和我一起过生日的心意。没想到师父答应了，不过，他提出，要把我的名字放在前面，把他的名字放在后面。

四月四日那天，在洛杉矶的长堤圣寺举行了第一次为师父庆生的法会。师父兴致勃勃，事前为庆生会作了一副对联，上联是：

横匾是：东西聚餐大同快乐长幼欢筵

师父把对联作好之后，吩咐朱建和居士，让我把对联写好；我当然欣然从命，虽然我的书法不怎么样，可是师父叫我写，不请他人代笔，足见他对我的厚爱。

四月四日正好是我的农历生日（三月十三日），也是我的儿子（杨西震）的农历生日（他的阳历生日是四月十日）；相当地凑巧。四月中，胡果相、胡果实伉俪也过生日，真是难得。（果相提醒我，不要提出她俩的生日。）

为了庆贺师父的诞辰，我送给师父一首诗，亲笔写好，装上镜框，当场送给宣公做为纪念；我的贺诗写的是：

（这是一首“藏头诗”，每句的第一个字读在一起，正是宣化上人四字。）

师父听了，点头微笑，席间不加思索，立刻回赠我两首诗；第一首是：

（注：我为了那首诗，想了好几天，最后才侥幸想出了四句。而师父上人在会上即席口占七言绝句两首，读起来铿锵有声，语意深奥，真不愧是一位博学高士，我自叹弗如了。）

据果相说，那天到会的不下千人，佛堂上和后园中都坐满了贺客，真应了师父的联句所说的“十方英俊赴宴，源远流长”那句话了。

一九九三年七月，我在法大的教授任务完成之后（本来只答应教一学期，后来经学生们的要求，我又教了一学期，共一学年），我们回到洛杉矶，再度过退休生活。可是，正赶上师父也来到长堤圣寺小住，于是我别出心裁想和宣公聚会几次，不是闲谈，而是借机会多认识师父的心路历程，多聆听他的教益，以便多增进我们之间的友谊。我深深地相信，自从宣公上人和我结交以来，他从来没有把我当做外人，却把我当做一个知音密友。每当他住在万佛城的时候，除了经常上他的对联课之外，我们常常谈话，师父对我无话不谈，我对师父自然也是无话不说，有时候还常常开个玩笑，以博他一笑。是的，弟子们，特别是胡果相居士，也从旁观察到，每逢我们两人闲谈的时候，师父常常是笑口常开，脸上永远带着欢愉的笑容。他离开万佛城的时候，不论在柏林根，或是在长堤圣寺，他总是打电话来，问我的生活近况。有一次我听到他的声音，我就随便说一句：“一日不见，如三秋兮。”师父听了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你可不能用这样的字眼儿，因为那是男女谈情的话。”我立刻说：“我们两人也可以谈情啊，友情啊，不对吗？”师父笑而不答。

当然，我以认识宣公上人这位高僧为荣，七十五岁那年，我曾写了一首“七五有感”的诗：

为了“问道”，为了更了解这位知音友，我提出了和宣公谈话的这个要求，没料到师父慨然应允；这样，从七月开始到九月初旬，我们二人曾谈过十几次的话。最初只是我们两个人在长堤圣寺的二楼会客室谈天，后来，柏林根和万佛城的弟子们听到了这件事，也要求师父准许他们旁听，于是，最后两次是在长堤圣寺的佛堂举行，当地的弟子们也可以前来旁听，万佛城和柏林根两地的弟子们则用电话传播；弟子们也可以随时发问，师父也是有问必答，情况非常欢洽。

我最初的用意是打算从师父的口中得以认识师父这一生的修道经过，这样，我可以根据他的口述，编写一部“宣化上人的传记”。遗憾的是，九月中师父必须去其它道场巡回开示，我们之间的谈话就只好暂停了。

此后，每逢师父来到长堤圣寺，我一定和他会面。有一次，他的一位老友程曦教授来长堤圣寺拜望上人，住在长堤圣寺，师父知道我和程曦教授是老同学，所以打电话来，约我和程兄见一次面，我立刻赶去长堤，大家相见，欢慰异常。师父当年在香港弘法的时候，就和程曦交成道友，时常往还。程曦和我同是燕京大学毕业生。我在匹兹堡大学任教的时候，曾约程教授到匹大教暑期学校（程教授在爱荷华大学任教多年，直到退休为止），因此我们也相当熟悉。

还有一次，洛城有四、五十人皈依师父，当天晚上师父邀我为这些新皈依的弟子们讲话，我也为此感到莫大的光荣。

又有一次，杨作相居士从天津来洛城拜谒师父，宣公也特别邀我参加在金轮寺举行的晚间法会，并要我坐在首席，给会众们讲话。

在万佛城的那一年，除了在他的对联课上，师父总邀我站在讲台上，帮助他改正弟子们所写的下联之外，每次他给弟子们在佛堂中开示，宣公总是约我参加，坐在他的左侧，而且给弟子四众们讲话。

还有一次，万佛城附近的汉堡大学的学生到万佛城来参观，师父特别叫我给学生们讲话。我记得我曾用太平洋做比喻，我说：“过去我们所认识的太平洋，早已因为现代科技的发达，已经不是什么‘洋’，而应该称做‘太平河’了；而中国就在‘河’的对岸，中国对美国来讲，已经不是什么‘外国’，而是‘近邻’了；耶稣曾对门徒们说：‘你应该爱邻人’；所以，我们不应该对中国存有歧视的念头……”，我说完了那段话后，我偷眼看看师父，只看到他点头微笑示意，似乎对我的谈话表示赞许。

这样的例子，多得不可枚举，我相信三年以来，自从我和宣公结缘以来，他对我的一言一行了如指掌，而我对他的德行学识，也佩服得五体投地。我曾经和师父相约，等我们两人年逾八十之后，我们携手隐退林下，那时候，我们有的是时间交往，我也有的是时间向他领教佛教的奥秘，他也有的是时间以诗词自娱，你做我和，以文会友。没想到他竟离我先去。噩耗传来，使得我欲哭无泪，我只能用下面的挽联，略表我的哀悼！